近日，中國石油(601857)和化學工業聯合會向主管部門國家發改委和財政部提交的一份報告引起輿論的廣泛關注，報告建議差別化征收石油特別收益金(又稱“暴利稅”)，并建議將石油特別收益金的起征點從55美元/桶上調至70美元/桶。

　　來自油企方面的態度顯示，“由于石油開采成本的逐年提高，一些老油田的開采成本已經超過了55美元/桶，加上國際油價的上漲，上調起征點符合企業的長遠考慮。”

　　與此同時，數據顯示，2006年至2010年三大石油公司累計上繳石油特別收益金3615億元，年平均上繳723億元。起征點如果能如愿上調，預計每年可為油企減負500余億元。

　　然而，輿論對這份建議卻普遍持反感態度，典型的說法認為三大油企已經從壟斷的石油銷售權利中獲得了超額利潤，不應該再因為開采成本的上漲而再次要求政府的補貼行為，更何況這種開采成本是否上漲以及上漲的幅度并不透明。

　　不過，爭議歸爭議，暴利稅起征點未來到底是否會被調高則是一個實質性問題。來自國家戰略層面的一位官員則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長期以來，油企收入相關的爭議從來就沒有停止，關鍵的問題在于到底該征收多少石油特別收益金，對于國家層面來說，不過是左口袋和右口袋的問題，放在哪個口袋里面，就要看國家在這一個階段的政策走勢。”

　　上述人士同時告訴記者，“從此前剛剛召開的國家經濟工作會議以及新年前后各部委先后出臺的政策及政府文件來看，暴利稅起征點再次提高，短期內不太可行。”

　　爭議源起

　　油企確保利潤的一個重要方式就是要提高政府特別收益金的起征點。

　　事實上，“暴利稅”這一說法雖然特別惹眼球，但在我國并不是一個真正的稅種，它的提出源自財政部2006年3月25日發布的《石油特別收益金征收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該《辦法》自2006年3月26日起執行?？紤]到當時的國際油價的情況，石油特別收益金的起征點確定在40美元/桶。

　　北京華稅律師事務所主任合伙人劉天永告訴記者，“石油特別收益金本身并不是稅，是指在國內原油銷售價格超過一定水平時，國家按一定比例從石油開采企業銷售國產原油所獲得的超額收入中征收的特別收入。”

　　劉天永同時表示，“石油特別收益金屬中央財政非稅收入，納入中央財政預算管理，用于對部分弱勢群體和公益性行業的補貼。”這也就意味著，油企繳納的暴利稅減少，中央財政的非稅收入也就會跟著減少，對部分弱勢群體和公益性行業的補貼也就會跟著減少。

　　盡管如此，由于我國對外石油依存度的不斷高企，以及國際油價的高位運行，2011年11月1日，財政部宣布，將石油特別收益金起征點提高至55美元/桶。

　　然而，這并不能解決三大油企在既有邏輯下所面對的問題，即隨著國際油價的上升以及開采成本的攀升，按照55美元/桶將仍然不能確保油企多少年下來所能賺取的利潤幅度。

　　北京中銀律師事務所張錚律師告訴記者，“我國的成品油定價由國家發改委確定，盡管成品油定價在一定程度上依循了國際成品油的價格，但是與國際油價的上漲幅度相比，漲價幅度仍然有限，這意味著三大油企所面臨的情況是在收入基本固定的前提下，成本不斷攀升，從這個角度來說，三大油企呼吁提高特別收益金起征點的要求有其合理性。”

　　的確，我國的成品油價格形成機制始于2008年年底的成品油價格和稅費改革，從2009年5月正式實施起，在“22天+4%”的價格機制下，國內成品油價格共經過20次升降。其中，漲價13次，降價7次，但幅度都相對有限。

　　也正因此，一旦出現國內成品油價格低于國際市場的情況，企業基于利益驅動很容易就會產生向海外出口的動機，這對于經濟高速發展，對石油依存度不斷提升的我國來說，將嚴重不符合國家的長遠利益。

　　因此，新成品油定價機制被給予特別期待，據專家透露，“按照新方案，在調價操作方式上，國家有意將定價權下放給石油企業，當國際市場原油價格處于每桶40~130美元區間時，政府不再發文調價，將調價的具體操作權交給企業，由企業按照政府制定的規則辦法調價。”

　　同時，新上報的方案將成品油調價周期由現行22個工作日縮短至10天，并取消4%幅度的調價邊界條件限制。

　　對于油企來說，這當然是避免投機并推動企業按照市場化操作獲取利潤的有效策略。不過，在新成品油定價機制被千呼萬喚并不能最終確定之前，油企確保利潤的一個重要方式就是要提高政府特別收益金的起征點。

　　來自央企的財務人員告訴記者，“作為央企的三大油公司同樣被納入了國務院國資委對央企的考核范圍，而目前國資委考核的一個關鍵指標就是經濟增加值，從完成或超額完成考核要求的角度，提高政府特別收益金起征點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沖突焦點

　　民眾普遍認為三大油本身享受了太多的國家政策，因此反過來向國家上繳特別收益金就應該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然而，三大油的企業目標卻不可避免地與民眾的期待形成了悖反，沖突的焦點則在于三大油獲取的壟斷利潤。財報顯示，2011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巨頭共掙了近2750億元凈利潤。

　　不僅如此，三大油在資源的獲取以及調配上，并沒有支出市場化的成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告訴記者，“按照我國法律規定，油氣資源屬于公有，因此，很多被勘探到有油的地區，油企通過國家劃撥或以很低的成本就能拿下來。”

　　正是對油品銷售權利的壟斷，以及在資源獲取上的非市場化操作，讓民眾普遍認為三大油本身享受了太多的國家政策，因此反過來向國家上繳特別收益金就應該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張錚律師則以國際的案例告訴記者，“在美國，油企同樣要被征暴利稅，而企業的反對意見則在于石油勘探、開采時間遠遠超過一般性行業，長達15~20年，而且開采投資額巨大，當前的收益是20年前企業投資獲取的回報，而如果20年前企業知道有暴利稅這一規定，我們當時就不做投資了。”

　　盡管這一抗議存在道理，但美國國會最終還是通過了向油企征收暴利稅的決定，原因就是自從2003年油價暴漲以來，油企已經獲取了超額利潤。

　　張錚表示，“這暗示對石油企業征收暴利稅是一個世界性的趨勢，而三大油因為企業自身就擁有太多的優惠待遇，因此只要涉及到減少繳納的稅費，增加收入的問題，不可避免地就會陷入爭議的旋渦。”

　　短期難以上調

　　從新一屆領導班子下中央政策的大趨勢來看，政府特別收益金起征點短期內將難以上調。

　　盡管爭議惹人關注，但來自政府高層的態度則顯示，“政府收益金起征點短期難以上調”。

　　知情人士告訴記者，“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釋放的信號來看，政府下一步的策略很可能還會集中在投資方面，因為國際經濟危機背景下出口形勢不容樂觀，而提振內需仍然需要一個過程。”

　　而在三駕馬車中，再次強調投資，政府要做的就是要盡可能地調控風險，“細心人一定會注意到2012年12月31日這個關鍵的節點，財政部、發改委、人民銀行和銀監會發布了463號文件，即《關于制止地方政府違規融資行為的通知》，表面上看這是在限制地方融資平臺，但從深層次來看，是要求地方政府切斷與信托、基金、財務公司之間的紐帶關系，其實質是在投資方向上進一步控制風險。”

　　上述人士分析指出，“控制風險、將權利由地方向中央匯集將成為未來的一個趨勢，反映到石油企業的特別收益金問題上，政府肯定是不希望放松這一口袋。也就是說，從新一屆領導班子下中央政策的大趨勢來看，政府特別收益金起征點短期內將難以上調。”

　　(文章來源：中國經營報)